人们所接受的教育，把今天的社会抗议与传统社会抗争明显地区分开来。在传统社会，尽管社会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经常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但参与社会抗争的人，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教育不多的人，并且往往也是穷人。

当时，教育并未普及，而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穷人本身并没有多少时间、精力和物质条件来从事社会抗争，他们往往是被动员起来进行社会抗争的。再者，“抗争”的概念比较合适传统社会，因为“抗争”往往表现为暴力，并且很容易演变成为起义甚至革命（例如农民起义或者革命）。

今天在世界各国频繁发生的社会抗议则很不一样。无论是社会抗议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者，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尽管社会抗议发生之后，贫穷阶层也会参与其中，但抗议的主体往往是中产阶层。较之传统社会，社会抗议在开始阶段也往往表现为相对和平，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但随着运动的持续发展，暴力也越来越甚。不过，对这个群体来说，“暴力”也是他们的“理性”所为，因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社会运动的需要来调整抗争的策略，是和平还是暴力。

教育如何促成社会抗议

教育是如何和社会抗议关联起来的呢？这里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种现象可以称之为“过度教育”。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无一不强调人力资源投入的重要性。在传统经济理论里，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成正比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在所有国家，大规模的教育（或者近代式教育）产生在近代以来，这和近代发始的由工业化所驱使的经济发展相关，是工业化造就了大众教育。

在此之前的教育只局限于精英阶层，即统治阶层。中国尽管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理念，但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基于这个理念之上的大众教育。中国也只有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今天，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理念。

不过，对一些国家来说，因为执政者急于发展经济，往往对人力资源大量的投入，如果投入过度，就会造成“过度教育”的局面，即教育活动发生了，但教育并未导致经济活动。在发达国家，往往是经济活动在先，教育跟随之；但在后发展中国家，这个程序往往倒过来，即教育在先，经济活动随后。

但当教育不能导致经济活动的时候，就产生了“有教育，无工作”的局面。今天的世界，人们纷纷把资源投入到金融、电脑通讯、虚拟经济的教育上，但对很多经济体来说，它们并不具备提供这类工作的能力，或者没有足够经济规模来消化每年都在批量生产的潜在从业人员。这些年来，在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参与者，大都是接受了教育，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年轻人。这便是这里所说的“过度教育”。

第二种现象可以称之为“错位教育”（也表现为“过度教育），即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经济不相配，造成了教育和经济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人们所说的“超前教育”或者“滞后教育”都是结构性错位。教育和社会经济实践相脱离也可以说是结构性错位。例如，今天的经济学和实际经济毫不相关，经济学已经成为了数学和模型的智力游戏，人们对实际经济的运作并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对实际经济的研究毫无学术价值。即使是被视为以研究企业为核心的商学院，也与商业实践渐行渐远。

全球化状态下的教育服务业的发展也往往强化“错位教育”。因为全球化，一些经济体的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其他经济体，这导致原有教育资源的过度投入。为了有效使用这些过剩的教育产能，这些经济体纷纷发展教育服务业，导致教育的产业化。

教育的产业化使得这些经济体的教育走向国际化，但对地方居民也发生深刻影响。如果所受教育者也可以像产业那样进行转移（移民），那么教育和经济不会发生错位。但问题是，产业是可以转移的，但所受教育者是不可以转移的，能够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流动的仅仅是少数人，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错位教育”。

第三，“廉价教育”。廉价教育往往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廉价教育”就是不需要很多投入的教育，也导致着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的脱节。中国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教育大扩张就是廉价教育的典型。当时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实行教育大扩张，但扩张的领域大都是那些不需要很多投入的学科，例如商学院、国际研究、文化、历史等等。

这些都是有些教员就可以开始的教育，并且没有有效的评价体系。结果导致了学非所用，不仅浪费人才资源，也恶化了就业市场。实际上，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初步工业化的阶段，所需人才大多是技术工人。

今天的中国，人们一直在呼吁“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只能从大量的技术工人中产生和发展，没有大量的技术工人，很难产生“工匠精神”。德国和日本所具有的“工匠精神”和这两个经济体的教育体系密切相关。

第四，“知识经济”时代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对称教育。今天，知识经济是各国所追求的，但各国为了发展知识经济所投入的教育资源也产生了社会影响。首先，知识在各国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一般上，西方国家把持着知识经济的“头脑”，垄断着“原创”和“创新”。

经验地说，人才的流动往往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非相反。聚集的人才越多，知识密度就越高，原创和创新就越有可能。人才的这种流向直接地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教育服务，也往往是前面所提到的“廉价教育”，以文科类为主。

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给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就业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有两种结果已经变得很显然：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所取代，劳动经济被人工智能（AI）所取代，各国实体经济衰落，虚拟经济崛起。

今天的世界最有利可图的便是金融和互联网，大量的资本流向这些领域，不仅导致了这些领域的资本过度，并且促成了这些领域能够有效控制实体经济。劳动（就业）被技术所取代的趋势不仅明显，而且不可阻挡。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知识”是自己的“掘墓人”。技术（人工智能）是人类知识的产物，但人类最终则可能被自己所创造的知识所终结。

第五，除了上述结构性因素外，社会抗议还有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这方面的条件尽管属于政治领域，但也和教育关联，最直接的就是“抗议类型”教育的发生和发展。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曾经导致了一波世界性的革命，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联的便是各国的具有革命性的教育，不仅鼓励内部的革命，而且也鼓励输出革命。东西方阵营互相输出各自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构成了美苏冷战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明显地表现在教育方面。但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再。

社会抗议课程进入课堂

不过，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观仍然存在，也不时表现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抗议中。至少有几种类型。一类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这类国家在革命过程中接受和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但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没有能够转型过来，“革命学说”仍然对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不断激励他们从事社会抗议，通过社会抗议来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平等和正义。

但即使在西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主义再次呈现复兴的趋势，其思想对年轻人群体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类是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所存在的激进政党（例如毛派政党）继续接受暴力革命学说，进行这方面的抗争。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向非西方国家输出社会抗议，则成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轴。表现在教育方面，众多有关社会抗议的课程进入课堂，成为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今天西方这方面的文献可说是汗牛充栋。大凡研究西方民主的传播、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抗议的研究基金随手可得。西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抗议思想体系，甚至是抗议手册。

实际上，这方面的教育便是西方国家向外推销西方式民主的一个重要议程。不过，经验地看，西方大力资助的大多数社会抗议名为争取民主，实则是为了干预当地国家的政治。在具备多党制的国家，西方鼓动的是政党轮流执政；在没有多党制的国家，西方鼓动的是多党制。

在上一个世纪，西方动用了巨量的人财物力绞杀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暴力革命教育”，并最终成功促成了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但今天，那些正在努力建设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的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样的能力；相反，受西方强大的“软力量”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很多国民相信西方价值，相信西方式制度能够在自己的国家生根。

这种信念一旦表达在社会抗议中，就产生了两种形式的冲突。首先是抗议者和现存政府之间的冲突，即抗议者要政府采用西方模式的政治；如果不成功，抗议者会持之以恒地抗议。

其次，一旦抗议成功，实现西方式政治，但因为当地社会缺失西方式制度运作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所谓的西方式政治演变成为无穷的内部恶斗。在有些国家，这种内部恶斗甚至可以演变成为内战。更为严峻的是，一旦引入西方式政治，这些国家就没有了回头路，政治人物甚至人民可以沉浸在名为“民主政治”、实则毫无意义的政治恶斗之中。实际上，这也是很多国家经济社会得不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社会运动思潮的崛起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造成了足够的威胁，甚至是暴力的威胁。这些年来，欧洲国家所发生的社会抗议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的特色，运动也表现为可持续性和暴力。

因此，教育对社会抗议的影响并不难理解。正如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往往是为了利益、价值和欲望，社会抗争也无非是为了这些。无论怎样的教育都有效传播和强化了人们的现代社会平等意识，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发生学术界所说的“期望革命”。

这种“期望革命”具有公共性，是一种集体意识。同时，教育也趋向于发展和强化人们的个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无论在集体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期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时候，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感自然产生。一旦这样，社会群体便有了巨大的动力去从事社会抗议运动。

教育和社会抗议之间的这些关联，绝非意味着人们有能力设计一种既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又可以避免社会抗议的教育制度。不管怎么说，至少近代以来，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而社会也就是因为这种张力而变化和进步的。问题很简单，没有理想，哪有社会进步？在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绝对的均衡和平衡；否则社会就会是死水一潭。

但问题在于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把握一种相对的均衡和平衡。如果人们通过教育而产生的价值观和现实两者之间相去不远，那前者便是理想，便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如果两者相去甚远，那么前者便是幻想、空想、假想，不仅促成不了社会的进步，反而会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历史地看，革命不可避免，但不是所有革命都可以促成社会的进步，很多所谓的“革命”造成了历史的巨大倒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必须思考教育和教育制度的变革。